“平等之真谛——无阶级而共产也。自由之真谛——灭强权而无政府也。博爱之真谛——废国家而大同世界也。”——刘师复
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极其复杂又十分激进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要求废除国家的一切形式的威权和反对一切国家的威权活动，另一方面他们推崇自治与互助理论。在如今看来，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思想潮流，现代社会的八小时工作制、五一国际劳动节等，均源自于十九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发动的激进工劳运动。在反威权与社会自治方面，他们更是率先对官僚主义、极端的国家权力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并提出了互助这个概念。在别的政治活动上，二十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倡导女性解放、现代平权，并创办现代学校，废除那些死记硬背、崇尚自由探索的进步教育实验。所以无论怎么看，无政府主义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
出现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词汇是在古希腊，但到了十八世纪末，威廉戈德温才第一次开始将无政府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法国大革命的期间，戈德温出版了《政治正义论》，虽然该书没有使用“无政府主义”一词，但是全书充满着废除政府与法律、建立小规模自治教会以及财产的按需分配等政治主张，并且对政府进行了深刻批判与反思，但是戈德温把人预设成了理性的圣人，完完全全是一种空想的观念，但是无论怎么说它无疑是最早的现代无政府主义文本之一，这本书也成功影响了罗伯特欧文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先驱，以及珀西雪莱等诗人。现在被称为古典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十九世纪广为流传，这主要要归功于施蒂纳。马克斯施蒂纳于1844年写出了他的代表作《自我及其所有物》。戈德温将合作和社群自治视为无政府主义的本质，而施特纳则主张激进的个人主义。并且施蒂纳还是一名黑格尔主义者，他是青年黑格尔派中不可缺少的一位重要成员，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将人类历史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过程，施蒂纳在她的书中也提出了一种类似的、颇具黑格尔色彩的历史三阶论，即由孩童到青年再到成人的进化，但是这只是表象，其内在的根本本质是个体从唯物主义阶段到唯心主义阶段，再到利己主义或者真正的主体阶段。这套看来，人类历史和个体的成长最终都是要走向“绝对知识”的，但是对于黑格尔来说，这个终点是一种“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个别事物会被扬弃并上升到普遍概念，但是施蒂纳给黑格尔辩证法来了个头足倒置，他认为所谓的普遍概念全部都是定见，是压迫个体的工具。在施蒂纳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即使是做慈善，也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最终会以某种方式使我们受益。因此，他认为国家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会出于道德考量去促进我们自身的个人利益，所以法律和政府对个人自由即自我构成了不公正的限制。施蒂纳曾宣称：“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施蒂纳认为，没有权利，没有超越性的道德，这都是强权者为了压迫而捏造出来的幽灵。只有我才能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施特纳认为，人们应该团结起来，组成利己主义者联盟，而不是依靠国家。例如，工人应该团结起来，罢工争取更高的工资。他认为，国家只会碍事因为人类本质上是平等的，所以工会可以相互制衡，从而达到一种利己主义的平衡。在鲍威尔、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在试图批判黑格尔时，他们只是用人类和自我意识等新神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意志，但是施蒂纳批判了类似费尔巴等人关于“人”的概念的批判，即认为费尔巴哈的“人”的概念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更一般的抽象，人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受它的束缚。在经济学方面，学术界一直有讨论施蒂纳对马克思是否有过“直接影响”，我认为是有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理论可以简略概述为如下几点：第一点，人的产品不属于他自己去转化为统治他的一种敌对力量；第二点，人的生产活动不是自由，而是受强制的；第三点，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破坏了人已经不再能像他应该做的那样支配自然；第四点，人既然必须服从他的雇主，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被破坏了。但其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些马克思的早期理论中残留着大量费尔巴哈式的教条，实际上看破了这种教条，并对他进行了批判。在施蒂纳之前，马克思谈异化劳动时总喜欢说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人的“类本质”，但是这其实还是一种绝对精神的变体，因为如果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被批判为了“阻碍了人作为那本质的自由自觉活动”，那么这个“类”或者“人性”关我什么事？唯一的“我”不需要去充当“类”的实现工具。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二人对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利己主义进行了回击，并由此彻底的转向的了“现实的个人”与唯物史观。这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马克思的。
1840年，蒲鲁东出版了《什么是财产？》一书，该书也被普遍视为是古典无政府主义哲学的开端。在这本书中蒲鲁东解释到“财产就是盗窃”，但是这里的财产不是指的我们常说的私人财产，而是特指资本家、地主等资产阶级通过垄断和雇佣劳动获得的劳而获的收入，其剥削的本质其实是资产阶级购买个人劳动却无偿占有了工人集体所，协作所生产的集体力量的剩余价值，他们依靠占有生产资料来压迫他人劳动的行为，在法律掩盖下，本质上就是盗窃，这个命题看似矛盾但解释下来是完完全全合理的。像这样看似矛盾的命题还有很多，例如“财产就是自由”，乍一眼看，这似乎与第一个命题矛盾，但实则不然。蒲鲁东认为，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就会彻底沦为雇主和国家的奴隶，他支持劳动者对自身生产工具、土地还有生活资料的实际占有和使用权。只要这种财产是由自己的劳动创造，且仅供自己使用，他就是抵抗国家暴政，保障个人自由的基石。这些思想，也成功催化出了互助主义与联邦主义等重要的无政府主义子意识形态，但是与马克思和巴枯宁不同的是蒲鲁东在方法论上更倾向于改良与经济变革，他认为，这种暴力的根源在于经济的不平等，只要把经济结构改造好了，属于政治领域的国家就会自然瓦解，他公开反对通过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他认为，这种暴力推翻旧政府的方法，只会建立起一个更加专政的新政府，这其实是有点经济决定论与反对暴力革命的投降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倾向的，这也导致他与马克思彻底决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蒲鲁东是第一个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他提出了“无政府”作为秩序的代名词，这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这一时期，与马克思发生过争论的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巴枯宁受蒲鲁东的影响很大，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批判性继承，他说：“蒲鲁东是所有人的大师。”他全盘接受了蒲鲁东对国家权力的否定以及自下而上的联邦制的设想，但有所不同的是，蒲鲁东倾向于通过经济改良和互助契约实现社会转型，他其实是反对激进的政治暴力的，但是巴枯宁坚信，旧制度只能通过群众性的武装暴力与彻底破坏来摧毁；蒲鲁东主张小私有制和互助银行体系，但是巴枯宁对此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他主张废除私有制财产和私人继承权，土地工厂和生产资料归公社或集体所有，这也被称为是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巴枯宁这一特殊的集体主义视角，直接导致了他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内部长达数年的路线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巴枯宁将他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说任何形式的革命国家或过渡性的中央集权政权，本质上都是对自由的再次背叛，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必然演变为由少数特权精英、专家和官僚对广大劳动阶层实施的专政，值得关注的是巴枯宁对过渡时期威权的批判，实际上这是对于一种智性专政的批判，这种将精英主义倾向与国家专权绑定在一起的论述不仅在当时划清了其与威权社会主义的界限，与朗西埃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威权和阐述者特权的批判高度契合，由此可以见得巴枯宁的远见。回到正题，巴枯宁坚信，权威具有天然的腐蚀性，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同时伴随着国家机器的彻底废除，而不是去夺取或利用国家。这种反权威与国家消亡论的争论，不仅导致了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会议后的最终分裂，也彻底划清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较为模糊的理论界限，这是无政府主义在政治方面第一次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在政治上皈依于其他意识形态。除了在政治路径上拒绝权威，巴枯宁在革命方法论上还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破坏美学与组织观。“破坏的激情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激情”，在他看来，革命不需要等待长期累计的经济基础或阶级意识的觉醒，而是需要通过秘密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去反作用经济基础，是以一种解构的方式完成新的建构。这种将彻底的破坏视为自由重建前置条件的哲学，不仅使巴枯宁成为第一国际中最具行动力的革命宣传家，也为后来的无政府共主义以及各种激进的反抗运动，埋下了永不熄之火。
回到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作为总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主张工人阶级必须建立公开的、高度组织化的全国性政治政党，通过夺取政权来逐步实现社会变革。而巴枯宁则指责这种做法是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妥协的改良主义。相反，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组建了一个国际社会民主同盟。这一组织虽然在名义上解散并加入了第一国际，但实际上仍作为一个高度自治且保持紧密联系的组织，在西欧其他地区的工人支部中赢得了广泛支持，直接对马克思的权威形成了挑战，因此在海牙会议中，为了确保绝对优势，马克思通过秘密渠道亲自为其支持者垫付旅费，确保大批德国和法国的代表能够顺利出席，从而在票数上压倒了巴枯宁派。在会议的关键议程中，马克思抛出了一份秘密调查报告，公开指控巴枯宁不仅没有真正解散其私下的同盟，反而试图在第一国际内部搞分裂。最终会议决定开除了巴枯宁等人的党籍。海牙会议的决裂是一次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分化，并为后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左翼运动内部的理论论战埋下了伏笔。上文我们提到了巴枯宁派在西欧地区赢得了广泛支持，尤其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面对政府的残酷镇压，一部分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走向了更加极端的道路，将巴枯宁的破坏美学修正成为行动宣传策略。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他们通过刺杀君主、政要以及制造炸弹袭击，试图以个体的反抗暴行来反抗威权，这也就是违法主义的雏形。这种恐怖主义性质的暗杀浪潮虽然让欧洲统治阶级一度陷入恐慌，但也使无政府主义长期背负了混乱、暴力与破坏者的骂名，失去了大量的群众基础。然而，在法国和汝拉地区，无政府主义的发展则走向了另一条更具建构性的道路即无政府工团主义。这一流派摒弃了后期巴枯宁派的盲动主义倾向，重新回归群众运动，将工会视为摧毁资本主义和构建未来社会的工具。他们主张通过日常的罢工训练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坚信一场席卷全国的总罢工就能在无需夺取国家机器的情况下，直接瘫痪资产阶级政权，并由工会无缝接管生产资料，这一流派的发展，不仅在当时深刻影响了西欧的激进工会运动，也成为后来欧洲以及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主要思想源头之一，这种激进中保守的理论也催化出了另一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