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实质是什么？教育又是什么样子的？这几个问题关乎到我们对社会，对敌我的认识。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看，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尚未消除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我们当代——承担着公共服务与阶级再生产的双重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前者的侧重是小于后者的。在这个阶段里，教育会在形式平等的话术掩盖下系统地复制着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巩固着既有的权力与财富格局。
对于中国当前的教育，我们可以先依据传统的办学体系将其划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板块。这种划分并非仅仅出于观察中的主观认识，而是因为两条路径在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升学出口乃至价值取向上，已经呈现出本质性的分化。在这一基本框架下，进一步观察可识别出三个具体的功能分层：其一，体制外教育——以国际学校、双语学校、出国留学预备机构为代表——主要承担大资产阶级的再生产功能。这类学校的核心特征在于：课程体系（IB、AP、A-Level）直接对接欧美高等教育，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学费水平远超普通家庭年收入，社交网络天然形成未来跨国商业精英的“预备圈层”。其运作逻辑并非单纯“教授知识”，而是通过全英文环境完成文化资本的“去本土化”置换，通过高门槛的学费与人际关系的圈层成本完成经济资本的一种筛选，最终将学生送入欧美名校，完成从“中国中产/大资产阶级子女”到“全球资产阶级预备役”的身份转换。这一路径在实际上的效果是：资产阶级子女在物理空间和文化认同上逐步脱离中国基层社会，实现了阶级地位的跨国再生产，而非简单的“出国留学”：从我们对生源的调查看，中国体制内高级别官僚的子女与体制外民营企业家的子女，以及一部分相对宽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多选择了这条路径，这印证了我们。其二，体制内普通公立教育——覆盖绝大多数城市、城镇与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与职业教育——这承担着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下层劳动力的再生产功能。这套系统在形式上提供“公平的入学机会”和“标准化的知识传授”等公共服务的职能，但其最主要的职能在于通过统一的课程大纲、严格的考试筛选、纪律化的校园管理，批量培养出具备基本读写算能力、服从时间规训、接受等级秩序的劳动者后备军。它并不致力于“向上流动”的承诺——事实上，由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和课外辅导市场的资本化，普通公立学校的毕业生大多进入职业院校或普通本科，最终流向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基层或灵活就业岗位，少部分完成阶层跃迁的“幸运儿”则会流向基层脑力劳动岗位————至于他们许诺的“阶级跃迁”？倒是真的存在于新闻报道里。这套机制配合一套小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就有回报”话语体系，深化地完成了体力与脑力劳动分工的系统性复制。其三，体制内顶尖名校——以各省中央城市或各直辖市的“重点中学”“示范性高中”及清北复交等头部高校为代表——则承担着一小部分官僚-技术精英的再生产任务。这类学校的生源虽名义上通过“统一考试”选拔，也确实有部分生源来自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但其实则高度依赖于家庭的文化资本（父母教育水平、课外资源投入）和经济资本（学区房、课外辅导），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筛选。其中的精英毕业生大多进入国内核心行政机构、大型国企、金融系统和科研院所，成为国家机器的操弄者。这一精英再生产的功能，一方面为体制提供了必要的治理人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精英子弟”与“普通劳动者子女”在社会流动路径上的分离——前者占据决策与设计岗位，后者承担执行与操作任务，二者之间的阶级壁垒被“分数公平”的神话自然而神圣地合法化。
让我们拥戴努力的举人老爷！
让我们唾弃懒惰的周进与贾奉雉！
于是，阶级再生产被重新包装为自上而下的道德审判。而教育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倘若如此明显地表现着“对立”，那么显然忤逆了私有制制度设计中的“维稳”初衷，而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考试成绩”这个衡量标准本身就可以撕裂学生群体的团结共识。它通过个体竞争，将学生的注意力从‘共同的制度性困境’引向‘个人的成败得失’，从而在根源上撕裂了学生群体形成由于出身于同一阶级因而形成阶级共识的可能。通过持续不断地输出“分数”“排名”“重点/非重点”等区分性标签，考试制度将原本同属劳动者预备军的学生群体，拆解为相互竞争、彼此敌视的原子化个体。一个学生的首要“敌人”是坐在他旁边的同学或者其它学校的“学霸” 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自信的来源不是自己而是专科生或者普通本科生的同学——他需要比同学考得更高，才能“证明自己”配得上更好的未来；他需要依附一套虚伪的权威，才能“证明自己相对更有用”。于是，对制度的质疑被置换为对自身的焦虑，对阶级处境的认识被替换为对个人能力的审视，任何反抗，哪怕是抱怨几句，都是危险且众矢之的。阿尔都塞曾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核心功能并非“镇压”，而是“臣服”——即让被统治者主动接受统治秩序。教育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环，通过“考试成绩”这一形式平等的工具，完美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它同时实现筛选与合法化——筛选出谁进入哪个层级，同时让被筛选者相信这个结果是“公平”的。当这套机制从小学延伸到职场，每一次“考试”都是对既有秩序的再确认，每一次“分数”都是对阶级地位的神圣化背书，此时你已认为其天经地义。
如果我们把它放回前文所划分的三个教育板块中，这种撕裂会呈现出更加完善的面貌：体制外教育的学生走的是平等而“自由”的国际赛道，体制内精英走的是竞争但高高在上的顶尖赛道，体制内普通的同学走的是大众赛道。三个赛道被同一套“分数话语”覆盖，却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这种“同一种话语、不同种规则”的设计，让每一个板块的学生都只看到自己的“赛道”，而无法看到赛道的设置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他们互相羡慕、互相焦虑，却极少互相对话——而这正是这套系统得以稳定运转的秘密所在。那么，相互对话的前提又是什么？我们可以对“三个赛道”的成员们的意识形态进行大致的描摹。
正因为教育的阶级再生产功能，导致“三个赛道”的成员们的意识形态光谱深受其出身阶级与阶层的影响。体制外国际学校的学生，意识形态相对集中——自由主义是主流，少部分沾点社民或安那其，极少数读马克思主义，建制派少数性地存在并且极其保守极端——这是因为体制外学生群体的出身阶级主体是市场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或脑体分工最高处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因为自身在学校中受到的教育，又产生了偏西方批判传统并且更加科班的思维。体制内顶尖名校的学生与之重叠不少，自由主义同样占上风，但建制派明显多了，因为他们的上升通道与体制内资源绑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依然稀少，政治冷淡主义者也极少——他们的竞争经历和出身不允许他们冷淡。而覆盖面最大的、劳动者家庭出身的体制内普通学生，光谱是最散也最割裂的：大量的人对公共事务毫无兴趣，读书就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日常的娱乐生活被庸俗的文化工业填充占满，因而他们在和平的时期天生会对秩序妥协；成绩稍好、多看了一些信息的那部分，要么因朴素的愤世嫉俗滑向自由主义，要么因朴素的上升欲望贴向建制派——他们，无一例外缺少经历系统的逻辑思维培训与社科学习的机会，因此常常偏激；还有少数因家庭背景接触到另类叙事资源，在极左或极右之间摇摆——后面这四种群体恰恰构成了互联网上键政“辩经”的主力，他们有表达的冲动，却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立场漂移、话语混搭，愤怒找不到方向，便四处寻找现成的标签往里套。“他们无法表达自己，他们只能被别人表达。”
从斗争的主体和目的上看：体制内普通公立学校的那批人——绝大多数来自劳动者家庭，处于再生产链条的最末端——一定是未来斗争的主体力量。这是因为他们的人数、他们的阶级位置、他们在再生产结构中承受的压力，决定了他们没有“退场”而必须战斗的选项。他们中的那些“愤怒分子”，无论其意识形态表达偏向极左还是极右，本质上都是一种自发性的流露——是他们面对私有制下被固化且难以挣脱的命运时尚未找到准确出口的本能反应。任务不是嘲笑他们的混乱，而是当一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心理医生，用先进的阶级意识去校正、去引导，把朴素的情绪转化为有方向的力量。
体制外国际学校和体制内顶尖名校的那一部分人，作为未来的中产阶级与全球资产阶级预备役，机械地说，是斗争的对象——他们是再生产链条中获益或至少“被选中”的一环。但“对象”不等于“敌人”，更不等于“不可转化”，大乱斗是民粹主义。这些群体中同样存在少数因其特殊的眼界、经历的挫折或自发的反思而看清了整个系统运转逻辑的先进分子。他们可以不是未来的“上层精英”，而可以是未来的恩格斯与列宁——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最终用行动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进而完成整个阶级的自我扬弃（这句话可能有歧义，在这里补充一句：领袖也可以且最可能从受过训练的劳动者阶级中出现，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一定更高贵）。关键在于，阶级分析的框架不能沦为身份决定论，那是左倾；出身不是判决，意识形态战线上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这也是消灭敌人的有效途径。
当代所谓“三条赛道”的割裂，其社会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未完全消除的经济基础。一切中国青年之间的对立与割裂，并非我们这代人的个体责任，而是漫长的封建传统遗存与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未能彻底清扫的历史旧账，在新时代的生产关系中的残余投射。社会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的不平等，是我们全体中国青年共同的、客观的、必须直面的敌人。消灭这一敌人，自觉地改造我们的教育，使之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而非阶级地位的固化，是我们全体中国青年的历史责任。